看电影《巴尔扎克和小裁缝》，让我心潮起伏的不是两个知青跟山里妹子的爱情故事，而是巴尔扎克这个名字，他的书，以及他的书的译者。始终忘不了那样一个镜头：名叫小裁缝的山乡女孩怀了孕，马剑铃去找医生为她秘密做堕胎手术，马送给医生的居然是一件羊皮坎肩——上面密密麻麻地抄满了巴尔扎克的句子。那是一个疯狂得让人不忍回想的时代，读外国名著相当于通敌叛国，身为知识分子的医生当然是识货的，看了几行，就喃喃自语道：“果真是他翻译的，一看就知道，只有他能翻译得这么好”。后来又无不感伤怜惜地说：“可惜他现在正在监狱里受着批判”。影片中医生口中的“他”，就是傅雷，而今年，正好是他诞辰一百周年。

    傅雷，怀着无比的崇敬和敬仰敲下这个名字，在他身上，可以瞥见艺术门类——文字、音乐、美术等的相互融会贯通，直至水乳交融、交相辉映。他毕生致力于译介西欧文学名著，以启迪民智、拓展读者精神视野为己任，数十年来，翻译过三十多部经典作品，在这洋洋五百余万言的译作之中，尤以巴尔扎克及罗曼·罗兰的小说，最为脍炙人口、影响深远。他写的谈音乐、美术、书法的文字，比如《与傅聪谈音乐》《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》等等，展现出一个艺术鉴赏家的独到的眼光，连同他广博的学识、深厚的体验以及有此产生的精湛的见解，如澄澈的水晶般展现在我们面前。而在他最知名的《傅雷家书》中，他又还原一个严格而又不失慈爱的父亲的本来面目，封封家书演绎出模范家庭教育的大家风范，很多句子甚至可以成为至理名言。甚至，今日红透半边天的女作家张爱玲，傅雷当年一眼就发现了她文字的惊为天人，当时化名为“迅雨”的他，在《万象》上发表了那篇《论张爱玲的小说》，评价中肯而见解独到，肯定《金锁记》是“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”。

    外国文学名著在中国的早期翻译，因为某些译者的孜孜以求、咳珠唾玉，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以至都贴上了标签，比如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，草婴译的托尔斯泰，杨绛译的塞万提斯，当然少不了傅雷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·罗兰。我读傅雷翻译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比较晚，读了几页就觉得傅雷翻译这部小说实在是最佳人选，同样热爱音乐，同样人生道路上罹难重重，同样顶天立地、不屈不挠，非他莫属、舍他其谁。他翻译这部巨著，等于是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又重温了一遭，无怪乎他后来把自己的儿子傅聪称为“小克利斯朵夫”。比之翻译理论，傅雷更注重的是翻译实践，他的理论指导似乎不多，一句看似简单的“重神似不重形似”，却是他呕心沥血大半生摸索出来的。他的翻译，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称为再创作，他就是把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重写了一遍，不过用的是你我都懂的中文。在此，文学翻译跟着傅雷先生走进一个全新而曼妙的境界，“豁然开朗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”：文学翻译升华为翻译文学。翻译文学获得了独立的地位，作为一个文种而具备独立存在的价值了。

     然而，到了后来，那场暴风骤雨的浩劫来了，生性刚烈耿直的傅雷没能幸免。跟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，傅雷相信“艺术家与行政工作，总是不两立的”，他们直面和经受政治运动和风波的能力太弱。面对种种非人的待遇和折磨，傅雷不怨、不恨，却怀着满腔怒火，难以宣泄。正如傅聪所说，他心目中的父亲，就像一个寂寞的先知、一头孤独的狮子，愤慨、高傲、遗世独立，绝不与庸俗妥协，绝不向权势低头……正如一头受了伤、淌着血的狮子，不再奔驰于群兽割据、弱肉强食的原野，退而归隐密密的丛林，在荫翳蔽天的清溪旁，让潺潺不息的文学之流，洗涤自己的伤口，从而开辟一个清远高洁的新天地。孤独的狮子归隐林中，然而并非从此孤芳自赏，不问世事。他一样迎朝晖、观夕照，留心四季交替，关怀春去秋来。傅雷与世无争、闭门工作，同时照样关怀时局，照样宾客盈门。傅聪、傅敏两兄弟，在他们的访问录中都提到了当年父亲“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”的情况。傅雷时常为人间的疾苦而长吁短叹、茶饭不思，的确秉承了我国读书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高风亮节，视富贵如浮云，视名利为粪土。

    最后不能不提的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后留下的遗书，委托其大舅子处理善后事宜，点点滴滴、细微末节，无不考虑周全，甚至留下一笔自身的火葬费，思之令人叹惋。如果造化不弄人，傅雷先生活到今年刚好是期颐之年，然而事实是铁定的，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四十二个年头了。那炽热的雷火灵魂是远逝了，但先生气贯如虹的人格气节，连同他永世流芳的字字珠玑，无疑是值得我们珍惜典藏的宝贵财富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终于去了深圳，四人死党终于成功会面。

    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，深圳人也是年轻的，走在大街上甚至都看不到什么老年人。因为年轻，从而注定它没有历史的沧桑感，因此城市本身也不那么好玩。只记住了深圳的地标建筑——地王大厦，当时它一建成，可是全国第一高楼，可惜如今已经风华不再。旁边的商厦里的GUCCI，据说是东南亚最大的旗舰店。还去了海上世界，昔日的海洋早被填平，一艘永远不会开动的“邮轮”停靠着，除此之外，就跟所有的旅游景点一样，是数不清的购物商店，星巴克也在此扎营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而我来此地的目的，本来就不是为了游玩，死党们能够在此会合，才是最开心的。尤其是小风同学妙语连珠，逗得我们大笑不止。以下记录小风语录：）

    其一：深圳的公交车一向拥挤不堪，车厢内小风跟一吨位级胖妹挤在一起，伊一口咬定小风要揩她的油、吃她的豆腐，于是抛出一句：“你这个男人跟我差不多的年纪，怎么就这么差的素质啊”。小风气急败坏地脱口而出：“你这女人跟我差不多大，怎么身上的肉是我的好几倍呢”。全车厢内一片哗然，打盹的人也都睡意全消，立马变得精神抖擞。

    其二：吃饭时小风一直喋喋不休，十一同学说他“聒噪”，小风不解，原来他以为是“锅灶”。抓住这个把柄后，其余的人就借机拿他寻开心了。第二天又在一起吃饭时，讨论奥运赛事，有个解说员用了句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，用是用对了，但他白痴地说这是出自鲁迅口中，天，最原始的出处当然是诗经了。小风一定要用自己的手机上网查出处，又问“攻玉”怎么写，十一就说“‘攻玉’啊，就是你住的那种‘公寓’啊”，又是一片爆笑。

   

     典型的德国小城，一路走过来，蓝天白云、红墙绿树，简单而美好。走过不知名的教堂，也不想去深究它的来历，只是把这些尖顶的建筑群收入镜头就好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 正是周日，按照德国的规定，所有的商店都不开门，人们都出门享受着属于自己的乐趣，要么骑着单车疾驰而过，要么带了孩子出门散步，走累了，就找家咖啡屋，在露天的座位上小憩一时。这个市中心广场上的雕塑很有特色，大大小小的钢球撒落在地，有点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感觉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 看到街边的民居，干净整齐，窗玻璃上也不忘绘上图案，装饰过路人的眼帘。中国人的装饰多半是给自己看的，而德国人似乎更多地是为了愉悦旁人的眼目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早就知道德绍有着知名的包豪斯博物馆，一路打听，还是走了点弯路，不过居然误撞到了德国的环境部。建筑体本身没有什么特色，倒是那些五色缤纷的玻璃窗很能吸引人的眼球，赤赭的是火山、蔚蓝的是海洋、银白的是河流、澄黄的是沙漠，人类居住的环境不正是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综合体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

      终于找到了包豪斯博物馆，隐藏在火车站的背后，还要往前再走一段。“包豪斯”来源于德语Bauhaus，我是建筑学的门外汉，我懂的只是德语。Bau是建造，Haus是房屋，“包豪斯”一词的本意原本就是“建房子”，再简单不过。对包豪斯的印象都是从书上得来的，大抵是这样的吧：至今都不会过时的风格、简洁明快的线条、清晰明确的逻辑、实用主义的功能、经济效益的讲求、与艺术关联不大或者融艺术于实际功效……当然，远远不止这些。它萌芽于德国希特勒登台而乌云压城的1919年，在1933年遭遇学校被纳粹关闭的厄运，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它在设计史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。隐藏在这印象之下的，是一个学校在风波中的沉浮与坚持，是一次不屈不挠而充满智慧的探索。从借鉴表现主义到更多地吸收风格派的影响，从踌躇满志到四面楚歌，从扎根魏玛到转战德绍，一段敢于挑战、冲破当时艺术风格藩篱的奋斗史鲜活灵动地呈现。作为现代主义四大师之一的格罗皮乌斯（WALTER GROPIUS），为包豪斯倾注了无数的心血，这注定让它即便经受重重磨难，也要成功地影响世界艺术的发展历程。时至今日，无论是在建筑学、美术学还是工业设计，包豪斯都占有主导地位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 （注：最后一段有关包豪斯的介绍参考豆瓣书评，作者“永远的微笑”，致谢：）

在家快憋疯了，就出去散散心。说走就走，动车到杭州，去了西湖边，可惜荷花大势已去，还好看得见几朵开着的。沿湖走了一会儿，坐下来，就这样什么也不做地对着一面湖水，也不错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 在西湖边跟两位朋友碰面，一起去绍兴。觉得绍兴市容一般，老街也没有保护好。当地旅游做得最多的一句广告就是“跟着课本游绍兴”，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”，不过朋友们说里面啥都没有，不去也罢。而咸亨酒店正在装修，就算是开张我也没打算去吃，早就听说不过如此，又昂贵又难吃。于是去坐乌篷船，其实这种水道游我玩得太多了，新鲜的是船夫摇船用的是脚，相对于在苏州坐过的“手摇船”，这里是“足踏船”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第二天去了诸暨附近的五泻，五条瀑布形态各异，时值水流充沛季节，一路上耳边都有水声潺潺淙淙。山上林木繁茂，苍松翠竹，氧离子浓得化不开，走在山路上凉气沁人心脾，无数个毛孔无一不舒适。回到市区，又去了西施殿，好歹是绝代红粉佳人西施的故里，总归要来看看。唯一有感觉的就是檐壁上雕刻的花纹，华美精细，保存得较为完好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 后来又急匆匆地到汽车站买票回上海，还好赶上了最后一班。奥运将至，到处是戒严的气氛，买票时要用身份证，车到上海收费站时又查了一次身份证。感谢叶子尽地主之谊，还有玎玎牺牲难得的周末休息时间作车夫，再次多谢：）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 有关这首诗的主旨，又是众说纷纭。不妨按照宋代王质的首创，将其理解为“兄送妹出嫁”。

    全诗四章，前三章都以飞燕起兴。借助描摹燕子飞翔于天空的各种姿态情状，一来象征兄妹之间亲密贴己的关系和情意，另外也是反衬同胞兄妹不得不离别的愁苦悲伤。此处的“兴”中还带有“比”，即“以乐景衬托哀景”：“差池其羽”“颉之颃之”“下上其音”，紫燕双飞、自由欢畅，而兄妹则不得不在这样一个风和日丽、燕子啁啾的日子告别，只因为妹妹就要远嫁南国（“远送于南”），成为别人家的一员。

    都说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，但是，“千里相送，终有一别”，兄送妹送了一程又一程，最后不得不分手告别。看着妹妹的身影渐行渐远，哥哥还登上高处瞻望。古人很早就懂得借助于外物的道理，所谓“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长也，而见者远”。可惜，妹妹越走越远，身影渐渐消逝在无尽的远方，在“瞻望弗及”的情况下，兄的内心深处激起一层又一层的波澜。他先是“泣涕如雨”，边往回走边泪雨滂沱；后来越哭越是哀恸，觉得已经无法继续行走，于是停顿下来，“伫立以泣”；接下来，眼泪流干，念及兄妹在一起度过的美好过往时光，倍感“实劳我心”。这样一步步层层推进的写法，展露了兄长的一片深情依依，从而间接体现了兄妹情深的美好情愫。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读了前三章，犹如看了一场兄妹送别的记录片——妹远去后兄独自思念。

    为何兄长对女弟如此情深难舍？第四章笔锋一转，由写虚而转入写实，交代被送的对象。“仲氏任只”，按照古人“伯仲叔季”的排列次序，这里被送的是二妹。她为人娴淑端庄、温婉宽厚，在这“最是伤心送客时”的悲伤时刻，还念念不忘叮嘱她的兄长切莫忘记先王的托付，要勤勉治国，做一个安邦定国的明君。有一个品德如此贤良的妹妹，难怪做兄长的对她难舍难分。这一章颇有特色：首先，概述人物性格与白描人物语言结合，体现“静中有动，静动结合”的特点；其次，体现了上古对女性美好品德的崇高评价，“其心塞渊”“终温且惠”“淑慎其身”，三顶美德的桂冠加冕，赞美之情颂扬之意毫无保留地流溢出来，勾勒出一个“好女子如花，美丽了自己，也芬芳了别人”的女性形象；其三，纵观全篇，在结构上，第四章采用的是倒叙的手法，前三章写虚渲染送别气氛，最后的结章才用实笔点明题旨——送别的对象。

    钱钟书在巨著《管锥编》中指出，《燕燕》之后，“瞻望弗及”和“伫立以泣”成了表现惜别情境的原型意象，反复出现在历代送别诗中。因此，作为中国最早的送别诗，《燕燕》当之无愧地成为“万古送别之祖”。其中，“伫立以泣”的“泣”，成为别离主题赖以生发的艺术意象之一。谢翱《秋社寄山中故人》“燕子来时人送客，不堪离别泪湿衣”，可谓对《燕燕》诗境最简当的概括。“瞻望弗及”的惜别情境，则被历代诗人化用于不同的送别诗中，以致于“伫立怅望”成为诸多送别诗结尾的一种模式，一种风格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为一种套路似的公式，体现诗人将无限深情凝聚在目送眺望之中的特点。站立平地眺望，所见自然有限，为了扩大视阈，诗人们往往上桥、登楼以极目抒情，所谓“瞻望”是也，于是，这里的惜别之情又跟眺望所见之景发生密切的关联。我们常说“诗意”“画意”，林徽因在《平郊建筑杂录》里写过“诗意”“画意”之外的“建筑意”，不知这里的“伫立眺望”的意象是否可以姑且称为“送别意”。

    有关送别主题的艺术作品，除了诗词还有歌曲、戏剧等多种形式。楚地地方戏——楚剧有一出叫做《花送十里》的，甚是好看，开店的年轻寡妇苏玉姣爱上来店投宿、仗义善良的商人胡晏昌，但是胡的父母已在老家为他选定妻房并催他回家成亲，于是苏送胡至十里凉亭，一路谈叙叮嘱，最后胡远去而苏不得不独自回转。最后一场苏玉姣依依不舍的自叹，完全就是《燕燕》的绝美舞台表现形式。戏里唱到“登高坡再看哥他走到哪里”，就是“瞻望弗及”；“撇下我苏玉姣暗自悲泣”，对应于“泣涕如雨”。无独有偶的是，这出戏也用了“燕子翻飞”的意象来反衬离别的哀矜，“抬头看柳丝间燕子衔泥，飞过来飞过去成双成对，苏玉姣独自归好不孤凄”。我愿意相信，楚剧民间艺人从《燕燕》中汲取了丰富的素养，才创造了这么一出美好的戏。

      道路两旁林立着大大小小的店铺，衣衫破敝、满面尘土的骆驼客们，半蹲在地上，手里端着巨大的粗瓷海碗，一边大口喝着同样粗粝的玉茭粥，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。忽然，仿佛中了定身法的魔咒，他们一霎时沉默不语，眼睛直挺挺地望着前方——不远处，一队衣着风貌显然迥异于当地人的队伍走过来了。三男一女，那年轻女子，容貌姣好、气质脱俗，仿佛与这个时代和社会脱了节似的，但脸上挂着的一抹浅笑又使她看起来并不那么居高临下，甚至，她还友好地朝这群看呆了的苦力们做了个打招呼的手势。

      她就是林徽因，出生于江南富庶之地、缨簪诗书之家，少时即负笈英伦留学，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的熏陶加上欧陆风雨的洗练，造就了一个中西合璧的美女加才女。是的，在她身上，美貌与才情兼得。钱钟书曾俏皮地说，“夸女人有学识，就是夸玫瑰牡丹有青菜萝卜在秤盘上的分量”，林徽因就是这样一朵有分量的鲜花。彼时是一九三三年，二十九岁的她随同丈夫梁思成及同事赴山西大同考察云岗石窟。她的专业是建筑，但她也是一个诗人，一个笔下生花、咳珠唾玉的作家。有人说“建筑是凝固的音乐”，在她那里，又何妨说“建筑是沉淀的文字”。

      “……无论哪一座巍峨的古城楼，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，都在诉说，乃至于歌唱。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，由温雅的儿女佳话，到流血成渠的杀戮。他们所给的‘意’的确是‘诗’与‘画’的。但是建筑师要郑重地声明，那里面还有超出这‘诗’、‘画’以外的‘意’的存在。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，在光影恰恰可人中，和谐的轮廓，披着风霜所赐与的层层生动的角色，潜意识里更有‘眼看他起高楼，眼看他楼塌了’凭吊兴衰的感慨”，这一段文字摘录于林徽因的论文《平郊建筑杂录》，身为建筑门外汉的读者，也可以从字里行间窥见她的文字功底：原来，即便是建筑学术论文，也可以这样写，还写得这么绮丽。在她的出生地——杭州的西子湖畔，前年立起了一座有关她的纪念碑，碑文用的恰恰也是这段有关“建筑意”的文字。

      她写了大量的诗歌，算得上是当时“新月派”的成员。她的诗柔美灵秀、干净澄澈，极具韵律感和结构美，《你是人间四月天》、《笑》等等，既没有深刻批露社会现实，又无法强烈体现时代精神，可读来就是令人沉醉，不由自主地一路沉醉。提起诗人的林徽因，就不得不提起另外一位跟她有密切关系的诗人徐志摩。他对她算得上是一见钟情，父亲送他出国留洋，为的是培养一个未来的银行家，但是，他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只想写诗。他对她的热恋使他灵感迸发，写下了大量的诗歌，无疑地，作为诗人的他，热血、浪漫而又多情。1924年，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记就是泰戈尔访问中国，时人记载“林小姐艳如花，和老诗人挟臂而行，加上长袍白面、郊寒岛瘦的徐志摩，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”，我有幸在《林徽因文集.文学卷》中见到这张“岁寒三友”的照片，确实曼妙绝伦、惊为天人。

      同时对林徽因展开追求攻势的，还有当时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。他是搞建筑的，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建筑学家，相比起徐志摩的浪漫多情，梁思成更显得诚挚温厚。才女就是才女，她在择偶问题上也没有被热血冲昏头脑，她更需要一位可以并肩进取、共渡人生的伴侣，于是她选择了梁思成。1928年二人在渥太华喜结连理，林徽因别出心裁地穿上自己设计的中式婚纱，一时震惊了全城，他们的结婚照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。有人说，倘若林当年与徐结合，那么她会成为一个名声更响、作品更丰的诗人；但是，如果那样的话，中国就少了一位旷世的女建筑学家，似乎是更大的损失。

      那一代的知识分子，颇有点生不逢时的感觉，生活大多颠沛流离、艰辛困顿。抗战爆发后，他们举家迁徙，四处飘零，一面进行古建筑的考察和记录工作，一面还要照顾一双小儿女。物质生活的匮乏，工作条件的艰苦，再加上自身身体状况的不济，林徽因都跟她的丈夫一起携手挺了过来。无论多苦多累，她的精神世界依然华美而高贵，她在闲暇照样写作绘画，指点儿女背诵莎士比亚的十四行，用一口正宗的伦敦腔。多年后，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在《林徽因文集》的序言中写道，“今天，读书界记得她的人已经不多了。老一辈谈起，总说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艺、美丽的女诗人。但是，对于我来说，她却是一个面容清、削瘦的病人，一个忘我的学者，一个用对成年人的平等友谊来代替对孩子的抚爱（有时却是脾气急躁）的母亲”，儿子平静而从容的回忆还原给这位美女加才女一个真实的面貌。

      解放后，她被聘任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。她跟丈夫孜孜不倦地工作，为了保护北京的古文物建筑不辞辛劳地四处奔走。当时北京的古城墙正在被大规模拆除，夫妇俩不遗余力地呼吁反对，却鲜有效果。眼睁睁看着那些凝聚着数百年桑田沧海的城墙被毁，他们的心里，该是在滴血吧，悲恸万分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后来的她，还抱病参加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，为了祖国她真的是耗尽了最后一丝元气。她于1955年病逝，享年才51岁，太过年轻的年龄就走了，算不上寿终正寝。不过于她又是有福的，过早的离去，倒使她避免了数年后的一场弥天浩劫。

      怎能忘记她在三十年代创办的“太太客厅”，那时的她，就是一个中式沙龙的女主人，美丽而优雅，聪慧而健谈，她的客厅，总是聚集着诸多文化名流，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、论古道今。其中就有金岳霖先生，中国第一位逻辑学家。他对她也是心怀爱慕的，从什么时候起无从知晓，但他确实爱他，是那种超越男女关系的精神大爱。为了成全林与梁一对金风玉露的璧人，他主动退出。爱她，所以离开她；爱她，所以成全她。以后的日子里，他成了林徽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物，她跟丈夫闹了矛盾也去找他倾诉调节，他始终如一地关心着她，默默地。夫妇二人去世后，金又担当起照顾其后人的任务，梁从诫的夫人称呼他都是“金爸”。林去世后多年的某一天，金请众人吃饭，席间突然冒出一句“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”，在座的无不唏嘘，她的生日他是永远记得的，刀刻斧凿般早就印在了脑海里。他终身未娶，陪伴他的只有一只羽毛漂亮的大公鸡，可以伸长了脖子到饭桌上吃饭。都说他性情古怪，但是他对她的爱，却是永生的洁净清丽。

      林徽因走后，金岳霖送的挽联是“一身诗意千寻瀑，万古人间四月天”，这样一副对联，似乎把该说的都说了，而且展示出一个永不泯灭的美女加才女形象，留待后世人去缅怀、追思和遐想。

     （本文开头部分参考了麦琪的《你是人间四月天》，致谢哈：）

    看完《天浴》，被深深震动了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，尽管先前就认定这部片子不会令我失望，严歌苓的原著、陈冲的导演、还获得“金马”七项大奖。严歌苓的生花妙笔，总能剑指人心、一针见血地挖掘出人性的真实面目，还原人最初的性情和本色。由她的原著《天浴》改编的电影，英文译名叫做“秀秀——下放的女孩”。

    影片开头就用字幕交代了当时的时代背景：公元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六年间，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”。七百五十万年轻学生告别家园，怀着改造自身、与工农结合、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奔赴农村和边疆。十几年后，大多数“知识青年”最终陆续返回了城市，但是有一小部分却由于各种原因永远留在了乡村和边远地区。

    是在1975年的成都的夏季，树正绿花正香阳光正好，叫文秀的女孩子正处在花骨朵一样的年龄，“哪个少年不多情，哪个少女不怀春”，故事的讲述者“我”——文秀的同班同学、翩翩的白衣少年对她萌发了爱意。“上山下乡”的运动来了，文秀跟随一群青年学生被卡车拉到了边远地区，那里有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而“我”则在父母关系的庇佑下留在了城里。因为表现良好，文秀后来被抽去学习牧马，为的是树立典型，跟当时另外一个“女子牧马班”竞赛。指派给文秀的牧马人叫老金，沉默寡语、性情古怪，他们居无定所，栖身之处只有一顶帐篷，唯一的一顶——上级似乎觉得两顶是多余的，老金不是一个完整的男人，在少年时的一次武斗中被人断了后。叫文秀的女孩子的到来，似乎给这个怪僻男人的生活增添了些许亮色，他真心诚意地关心她、照顾她。知道她爱干净喜欢洗澡，他就在草地上挖了一个大坑，铺上黑色的塑料布，再注满水，太阳一出来，黑胶布吸热，水就温了，面对这么一个天然浴池，文秀欣喜万分。老金帮她站岗，远处有一队藏族地痞意图靠近，他就敢朝他们放枪。被人断了命根的惨痛教训已经让这个草原汉子不再那么血气方刚了，他的气焰明显收敛了不少，但是为了保护这个城里女娃的名节，他似乎又回到了年轻时热血奔涌的自己。
 

    上级说好了三月后就来接文秀回去的，但是一天天过去了，迟迟不见卡车过来，文秀在焦虑地等待。忽然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年轻男人，那人委婉地指点文秀应该到上级那儿有所“活动”，要不真浪费了她这样俊俏的相貌。文秀已经不是懵懂的小女孩了，她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，于是，几天后，她向那个年轻男人奉献了第一次。接着，又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N个男人，或是骑马或是开着摩托车或是开着大卡车，来到草地上，走进她的帐篷，就隔着那么一张布帘子：这厢，楚楚可怜的小女孩为了回城，在出卖自己唯一可以拿出来的东西，她需要以此换来那些男人批的条子、盖的章子；那厢，沉默不语的老金愈发焦躁不安，他的心情该是复杂的吧，对小女孩出此下策的鄙薄交织着怜悯，对那些所谓“干部”的不齿和痛恨，他当然不会直接啐到他们脸上，他照旧一言不发，只是有一次把那个男人的一只皮鞋扔进了火堆。每次，完事后的文秀都问老金要水，他以为她是口渴，策马十几里去打了水来，她却一滴不喝，全部倒进脸盆，她觉得自己的身体脏得要命，她要没命地洗。这二人之间终于有一次爆发了争吵，他骂她是个“卖货”，她则反唇相讥“那也没有你的份”，他只有继续保持缄默，其实他是完全理解她的苦衷的：知识青年都陆陆续续地回城了，然而名额又那么有限，像她这样一个女孩子，家里一无钱而无权，有的也只是她自己年轻饱满的身体了。

    不多久她就怀了孕，老金骑着马带她到大队部，不顾她的苦苦劝阻，要找那帮干部理论，甚至朝天放了枪，然而还是没有收效，因为干部们都不在，都去开会讨论知青的骚乱问题了。他只有先带她到卫生院，打掉了孩子，双手粘满了鲜血的不知情的护士们还在窃窃私语，以为她是个“破鞋”，是辆是个男人都可以上的“公共汽车”，甚至刻薄地议论她在手术时一声不吭，是因为在床第之欢时已经叫够了。护士们又见怪不怪地说，这样的女知青见得多了，这周已经是第五个了。那个疯狂的非常年代，为了一纸回城调令，多少知识青年的人格都被弯折扭曲，尊严颜面荡然无存，稍微想象一下都觉得可怖。甚至还有一个外号叫“三趾”的男青年，为了回城又苦于没有门路，竟然不惜拿枪打掉自己的两个脚趾，于是不仅可以获准回城，还因为残疾人的身份在很多场合免去排队之苦。然而这样一个社会渣滓，居然还溜进文秀的病房，想要在这个他自认为的“破落户”身上再讨一点油水，而护士们居然还以为这是文秀主动发出的邀请，讥讽她“到这个时候还缺不得男人，只怕是匹公马她都要”，在这里，被疯狂扭曲、极端异化的人性再次现形，人不成为其人。老金这次是真的大动肝火了，他一路追赶，打得“三趾”几乎满地找牙。

    影片的结尾，四季已经走到了冬天，漫天雪花飘飞，文秀也要效法“三趾”，拿枪瞄准自己的脚，却始终扣不动扳机。她哭着哀求老金帮忙，“他们都不帮我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你才肯帮我”，她给老金曲膝下跪，见老金没有举动，甚至去亲吻老金的嘴唇，老金别过脸去——她直到现在还没有明白，他对她的千万种好，是绝对超越了男女之间的肉欲之爱的。老金终于举起枪，她又央求她等一等，扎好自己的马尾鞭，戴好最喜欢的红纱巾，她似乎已经意识到老金会真正地成全她，送她回家，回另外一个意义上的“家”——老金是对的，在那样的年代，像她这样身体遭到污损、名声受到玷辱的女孩子，即便回到了城里，又该如何做人呢？终于，随着“砰”的一声利响，她倒在雪地上，神色安详平和。老金把她移到她经常洗澡的那个天然浴池里，鹅毛般的大雪越下越大，终于将她银装素裹，她死得多么纯洁干净，大雪为她洗了最后一次“天浴”。然后，又听见一声枪响，老金也倒卧在雪地上——她死了，那么他似乎也就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意义。她这么一个有洁癖的干净女孩子，花骨朵般的身体却不得不遭受众多男人的玷污，确实够不幸了；然而在她死后，草原作棺木，大雪为棺盖，冲刷一切污垢、覆盖所有腌臜，还原给她一个纯白无暇的洁净世界，又似乎是她不幸之中的万幸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老金为她付出的超越生死和世俗男女感情的爱，这份无私无欲的大爱令这个洁白的世界更加纯净、澄澈，犹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仙境。

   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影片的配乐，小蟲的音乐为这场文革悲歌虚拟了一种辽阔高远的情境，凄楚的命运和静谧的草原，秀秀被污的纯真，老金付出死的爱……音乐埋着巨大的压抑和悲恸，那种无望和决绝被齐豫用歌剧美声唱出来，“风来了，雨来了，他们为什么都知道，我听不到，我听不到，你说话声音太渺小……”黄水晶一般的声音，犹如一望无垠的大草原的呜咽低语，空灵而幽远，不是怨声载道，不是悲啼哭诉，是一声叹息后的破碎，是登仙前的羽化，告诉一声“我来过我走了”。就像叙述者“我”的旁白中所说的，“她的一生很短，不过在我写了又改、改了又写的这个故事里，她的一生又很长”，整部电影弥漫着这样一种基调和氛围，无可救药的凄美迷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