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去了张爱玲在上海的故居——常德路195号，在一个周日，天气预报说有阵雨，但还是去了。果然车到静安那边就下起了大雨，还好后来越下越小，终于停了。常德路正在修地铁七号线，走了一段弯路，又折回来，这才发现刚才留意过的正在整饬装修的那幢楼，正是常德公寓。据说这里不仅要力图恢复原貌，还要设陈立室、咖啡馆和书屋，而门前的常德路要改建成“爱玲文化休闲街”，心下并不期待，把文化和休闲这样硬生焊接起来，只怕会弄得两面皆非。

      这座当年叫作爱丁堡公寓(Edingburgh House)的大楼，无论是用昔日还是当今的眼光来看待，无疑是非常女性化的——肉粉的墙面夹杂咖啡色的线条。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据说没装修之前，这幢大楼看上去带着些暗暗的色调，仿佛沾染了灰的、旧日里女人用过的胭脂扣。而我在现场看到的，只是一种刻意的回归和复制，大楼本身连同寓所内的陈设都是可以还原的，然而张爱玲，连同她在上海故居里度过的近十年的光阴，却再也回不来了。

      于是再把《公寓生活记趣》复习一遍，看到她这样写道，“下了一黄昏的雨，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，回来一开门，一房的风声雨味，放眼望出去，是碧蓝的潇潇的夜”，这么有质感的文字，似乎可以触得到人的肌肤纹理。时至今日，那样静谧美好的夜空是绝对看不到了，毗邻的繁华如斯的南京西路，每到华灯初上之时就流光溢彩、璀璨耀目，蓝蓝的夜就这样被闪耀的霓虹灯活生生地撕裂刺破。

      张爱玲自己承认她写作很慢、很吃力，虽然她说“出名要趁早”，然而那样笔耕不辍地写下去，纵有天大的才气，也总会有荼蘼萎顿的一天。且看她那些如珠贝般熠熠闪光的篇章，《沉香屑——第一炉香》《沉香屑－第二炉香》《金锁记》《倾城之恋》，篇篇都是文字的奇迹。而这些，都是她在常德公寓里写就的。到了后来，除了《半生缘》，《十八春》《小艾》等已经是大势已去，她毕竟是人而不是神，终有才气消退式微的一天。

      还是不能不提及胡兰成，她跟他，在这座公寓里相识、相知、相投、相恋，唯独没有相守。遥想当年，在公寓的六楼，便是当年胡兰成求见张爱玲的地方。因为敲门不应，胡从门缝下塞进了一张纸条，一场孽缘就此蔓延开来。他们也曾有过短暂的在一起的美妙时光，彼时，张爱玲在门外看着胡兰成坐在屋里的情景，“他一人坐在沙发上，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，外面风雨琳琅，漫山遍野都是今天”。一瞬间定格为久远的永恒，那是因为爱，得到了爱。而他却无意与她终身厮守，哪怕她千里迢迢地去浙江寻他，为他穿上他最喜欢的红绣花鞋。1946年11月，胡兰成悄悄回上海张爱玲寓所，住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清晨便去和张爱玲告别。在胡兰成离去之后，张爱玲坐拥旧公寓里的老时光而不能自拔，正像她曾说过的，“在这里，我将只是萎谢了”。尘埃里开出的花朵在倾刻间凋零，同样地，也是因为爱，失去了爱。

     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，张爱玲也算是有福之人了。虽然晚景落魄凄凉，在洛杉矶的寓所里与世隔绝地死去，但是她拥有那么多的忠实“张迷”，有那么多人来研究她的文字艺术，更何况还有为数不少的所谓“张派”传人，比如大陆的王安忆、须兰，台湾的朱天文、蒋晓云，香港的黄碧云、钟晓阳等，甚至还有“男版”——李君维。这些也许是活着的张爱玲从不曾预期过的，而她终究是寂寞清冷的，骨子里认定“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苍凉的手势”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上面爬满了虱子”，甚至透彻地断言“人都是脏的，沾着人就沾着脏”。她晚年在美国离群索居、闭门谢客，坐拥宫廷般的神秘和古墓般的凄凉。

      她永远地漂摇在海的那边，只能通过她的文字根系上海，而作为读者的我们，也只能通过文字怀想昔日常德公寓里的衣香鬓影——一朵孤寂的海上花。
 

    看电影《巴尔扎克和小裁缝》，让我心潮起伏的不是两个知青跟山里妹子的爱情故事，而是巴尔扎克这个名字，他的书，以及他的书的译者。始终忘不了那样一个镜头：名叫小裁缝的山乡女孩怀了孕，马剑铃去找医生为她秘密做堕胎手术，马送给医生的居然是一件羊皮坎肩——上面密密麻麻地抄满了巴尔扎克的句子。那是一个疯狂得让人不忍回想的时代，读外国名著相当于通敌叛国，身为知识分子的医生当然是识货的，看了几行，就喃喃自语道：“果真是他翻译的，一看就知道，只有他能翻译得这么好”。后来又无不感伤怜惜地说：“可惜他现在正在监狱里受着批判”。影片中医生口中的“他”，就是傅雷，而今年，正好是他诞辰一百周年。

    傅雷，怀着无比的崇敬和敬仰敲下这个名字，在他身上，可以瞥见艺术门类——文字、音乐、美术等的相互融会贯通，直至水乳交融、交相辉映。他毕生致力于译介西欧文学名著，以启迪民智、拓展读者精神视野为己任，数十年来，翻译过三十多部经典作品，在这洋洋五百余万言的译作之中，尤以巴尔扎克及罗曼·罗兰的小说，最为脍炙人口、影响深远。他写的谈音乐、美术、书法的文字，比如《与傅聪谈音乐》《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》等等，展现出一个艺术鉴赏家的独到的眼光，连同他广博的学识、深厚的体验以及有此产生的精湛的见解，如澄澈的水晶般展现在我们面前。而在他最知名的《傅雷家书》中，他又还原一个严格而又不失慈爱的父亲的本来面目，封封家书演绎出模范家庭教育的大家风范，很多句子甚至可以成为至理名言。甚至，今日红透半边天的女作家张爱玲，傅雷当年一眼就发现了她文字的惊为天人，当时化名为“迅雨”的他，在《万象》上发表了那篇《论张爱玲的小说》，评价中肯而见解独到，肯定《金锁记》是“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”。

    外国文学名著在中国的早期翻译，因为某些译者的孜孜以求、咳珠唾玉，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以至都贴上了标签，比如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，草婴译的托尔斯泰，杨绛译的塞万提斯，当然少不了傅雷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·罗兰。我读傅雷翻译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比较晚，读了几页就觉得傅雷翻译这部小说实在是最佳人选，同样热爱音乐，同样人生道路上罹难重重，同样顶天立地、不屈不挠，非他莫属、舍他其谁。他翻译这部巨著，等于是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又重温了一遭，无怪乎他后来把自己的儿子傅聪称为“小克利斯朵夫”。比之翻译理论，傅雷更注重的是翻译实践，他的理论指导似乎不多，一句看似简单的“重神似不重形似”，却是他呕心沥血大半生摸索出来的。他的翻译，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称为再创作，他就是把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重写了一遍，不过用的是你我都懂的中文。在此，文学翻译跟着傅雷先生走进一个全新而曼妙的境界，“豁然开朗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”：文学翻译升华为翻译文学。翻译文学获得了独立的地位，作为一个文种而具备独立存在的价值了。

     然而，到了后来，那场暴风骤雨的浩劫来了，生性刚烈耿直的傅雷没能幸免。跟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，傅雷相信“艺术家与行政工作，总是不两立的”，他们直面和经受政治运动和风波的能力太弱。面对种种非人的待遇和折磨，傅雷不怨、不恨，却怀着满腔怒火，难以宣泄。正如傅聪所说，他心目中的父亲，就像一个寂寞的先知、一头孤独的狮子，愤慨、高傲、遗世独立，绝不与庸俗妥协，绝不向权势低头……正如一头受了伤、淌着血的狮子，不再奔驰于群兽割据、弱肉强食的原野，退而归隐密密的丛林，在荫翳蔽天的清溪旁，让潺潺不息的文学之流，洗涤自己的伤口，从而开辟一个清远高洁的新天地。孤独的狮子归隐林中，然而并非从此孤芳自赏，不问世事。他一样迎朝晖、观夕照，留心四季交替，关怀春去秋来。傅雷与世无争、闭门工作，同时照样关怀时局，照样宾客盈门。傅聪、傅敏两兄弟，在他们的访问录中都提到了当年父亲“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”的情况。傅雷时常为人间的疾苦而长吁短叹、茶饭不思，的确秉承了我国读书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高风亮节，视富贵如浮云，视名利为粪土。

    最后不能不提的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后留下的遗书，委托其大舅子处理善后事宜，点点滴滴、细微末节，无不考虑周全，甚至留下一笔自身的火葬费，思之令人叹惋。如果造化不弄人，傅雷先生活到今年刚好是期颐之年，然而事实是铁定的，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四十二个年头了。那炽热的雷火灵魂是远逝了，但先生气贯如虹的人格气节，连同他永世流芳的字字珠玑，无疑是值得我们珍惜典藏的宝贵财富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终于去了深圳，四人死党终于成功会面。

    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，深圳人也是年轻的，走在大街上甚至都看不到什么老年人。因为年轻，从而注定它没有历史的沧桑感，因此城市本身也不那么好玩。只记住了深圳的地标建筑——地王大厦，当时它一建成，可是全国第一高楼，可惜如今已经风华不再。旁边的商厦里的GUCCI，据说是东南亚最大的旗舰店。还去了海上世界，昔日的海洋早被填平，一艘永远不会开动的“邮轮”停靠着，除此之外，就跟所有的旅游景点一样，是数不清的购物商店，星巴克也在此扎营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而我来此地的目的，本来就不是为了游玩，死党们能够在此会合，才是最开心的。尤其是小风同学妙语连珠，逗得我们大笑不止。以下记录小风语录：）

    其一：深圳的公交车一向拥挤不堪，车厢内小风跟一吨位级胖妹挤在一起，伊一口咬定小风要揩她的油、吃她的豆腐，于是抛出一句：“你这个男人跟我差不多的年纪，怎么就这么差的素质啊”。小风气急败坏地脱口而出：“你这女人跟我差不多大，怎么身上的肉是我的好几倍呢”。全车厢内一片哗然，打盹的人也都睡意全消，立马变得精神抖擞。

    其二：吃饭时小风一直喋喋不休，十一同学说他“聒噪”，小风不解，原来他以为是“锅灶”。抓住这个把柄后，其余的人就借机拿他寻开心了。第二天又在一起吃饭时，讨论奥运赛事，有个解说员用了句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，用是用对了，但他白痴地说这是出自鲁迅口中，天，最原始的出处当然是诗经了。小风一定要用自己的手机上网查出处，又问“攻玉”怎么写，十一就说“‘攻玉’啊，就是你住的那种‘公寓’啊”，又是一片爆笑。

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
      每到一个新的城市，最喜欢的不是去踩那些知名得油腻腻的风景名胜，而是去踏访大学校园——如果那所大学有点历史，那就更是锦上添花。据我所知，北京上海有些旅行社就推介过高校游的旅游产品，反响甚好。

     中山大学，这座当年赫赫有名的国立综合性大学，其校园风景自有它独特的面貌。因为地处岭南，气候溽热潮湿，植被葳蕤，一走进校园，只觉得林木秀美、荫翳幽凉，好一座青葱翠碧的植物园。很快就看到中大的校训——“博学，审问，慎思，明辨，笃行”，《论语》中的经典句子拿来借用，自然而贴切。还有这座大学创立者的名字——孙文，伟大的国父先生，他连同他创建的大学，遂得以不朽。

      一路走过，越往林木幽邃处，古建筑越多，只觉得眼睛不够用。红墙似丹霞、绿草如翠缎，盘根虬枝的古榕如华盖般倾下大片浓荫，时值暑假，只有三三两两的人群稀稀疏疏地走过。地处富庶的南方，校园内似乎也弥漫着丝丝华贵的气质。很有感觉的咖啡厅散落在校园内，中大内的建筑物多以“××堂”命名，而那座叫做“荣光堂”的，就是一个颇具情调的咖啡馆。

      走到北门，瞥见那座牌坊，上写着“国立中山大学”，珠江在一旁兀自轻响，旁边就是一个码头。没有坐船，已经预报有台风来袭，而当时也是大风来袭，风吹风吹，刮得我几乎站立不住。

      回到朋友的住处，从十四楼拍了张台风将至的广州，只看得见高楼林立、车流不息，跟其它大城市别无两样。相比之下，越发觉得中大的师生是有福的，至少可以坐拥一座绿意盎然的植物园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 有点空闲，于是把四、五月份在德国拍的照片整理一下，用文字记录下来。

     去小城Koethen看一位朋友，顺便一起去Desaau（德绍）。

     典型的德国小城，一路走过来，蓝天白云、红墙绿树，简单而美好。走过不知名的教堂，也不想去深究它的来历，只是把这些尖顶的建筑群收入镜头就好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 正是周日，按照德国的规定，所有的商店都不开门，人们都出门享受着属于自己的乐趣，要么骑着单车疾驰而过，要么带了孩子出门散步，走累了，就找家咖啡屋，在露天的座位上小憩一时。这个市中心广场上的雕塑很有特色，大大小小的钢球撒落在地，有点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感觉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 看到街边的民居，干净整齐，窗玻璃上也不忘绘上图案，装饰过路人的眼帘。中国人的装饰多半是给自己看的，而德国人似乎更多地是为了愉悦旁人的眼目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早就知道德绍有着知名的包豪斯博物馆，一路打听，还是走了点弯路，不过居然误撞到了德国的环境部。建筑体本身没有什么特色，倒是那些五色缤纷的玻璃窗很能吸引人的眼球，赤赭的是火山、蔚蓝的是海洋、银白的是河流、澄黄的是沙漠，人类居住的环境不正是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综合体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

      终于找到了包豪斯博物馆，隐藏在火车站的背后，还要往前再走一段。“包豪斯”来源于德语Bauhaus，我是建筑学的门外汉，我懂的只是德语。Bau是建造，Haus是房屋，“包豪斯”一词的本意原本就是“建房子”，再简单不过。对包豪斯的印象都是从书上得来的，大抵是这样的吧：至今都不会过时的风格、简洁明快的线条、清晰明确的逻辑、实用主义的功能、经济效益的讲求、与艺术关联不大或者融艺术于实际功效……当然，远远不止这些。它萌芽于德国希特勒登台而乌云压城的1919年，在1933年遭遇学校被纳粹关闭的厄运，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它在设计史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。隐藏在这印象之下的，是一个学校在风波中的沉浮与坚持，是一次不屈不挠而充满智慧的探索。从借鉴表现主义到更多地吸收风格派的影响，从踌躇满志到四面楚歌，从扎根魏玛到转战德绍，一段敢于挑战、冲破当时艺术风格藩篱的奋斗史鲜活灵动地呈现。作为现代主义四大师之一的格罗皮乌斯（WALTER GROPIUS），为包豪斯倾注了无数的心血，这注定让它即便经受重重磨难，也要成功地影响世界艺术的发展历程。时至今日，无论是在建筑学、美术学还是工业设计，包豪斯都占有主导地位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 （注：最后一段有关包豪斯的介绍参考豆瓣书评，作者“永远的微笑”，致谢：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