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




还是去了张爱玲在上海的故居——常德路195号,在一个周日,天气预报说有阵雨,但还是去了。果然车到静安那边就下起了大雨,还好后来越下越小,终于停了。常德路正在修地铁七号线,走了一段弯路,又折回来,这才发现刚才留意过的正在整饬装修的那幢楼,正是常德公寓。据说这里不仅要力图恢复原貌,还要设陈立室、咖啡馆和书屋,而门前的常德路要改建成“爱玲文化休闲街”,心下并不期待,把文化和休闲这样硬生焊接起来,只怕会弄得两面皆非。
这座当年叫作爱丁堡公寓(Edingburgh House)的大楼,无论是用昔日还是当今的眼光来看待,无疑是非常女性化的——肉粉的墙面夹杂咖啡色的线条。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,据说没装修之前,这幢大楼看上去带着些暗暗的色调,仿佛沾染了灰的、旧日里女人用过的胭脂扣。而我在现场看到的,只是一种刻意的回归和复制,大楼本身连同寓所内的陈设都是可以还原的,然而张爱玲,连同她在上海故居里度过的近十年的光阴,却再也回不来了。
于是再把《公寓生活记趣》复习一遍,看到她这样写道,“下了一黄昏的雨,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,回来一开门,一房的风声雨味,放眼望出去,是碧蓝的潇潇的夜”,这么有质感的文字,似乎可以触得到人的肌肤纹理。时至今日,那样静谧美好的夜空是绝对看不到了,毗邻的繁华如斯的南京西路,每到华灯初上之时就流光溢彩、璀璨耀目,蓝蓝的夜就这样被闪耀的霓虹灯活生生地撕裂刺破。
张爱玲自己承认她写作很慢、很吃力,虽然她说“出名要趁早”,然而那样笔耕不辍地写下去,纵有天大的才气,也总会有荼蘼萎顿的一天。且看她那些如珠贝般熠熠闪光的篇章,《沉香屑——第一炉香》《沉香屑-第二炉香》《金锁记》《倾城之恋》,篇篇都是文字的奇迹。而这些,都是她在常德公寓里写就的。到了后来,除了《半生缘》,《十八春》《小艾》等已经是大势已去,她毕竟是人而不是神,终有才气消退式微的一天。
还是不能不提及胡兰成,她跟他,在这座公寓里相识、相知、相投、相恋,唯独没有相守。遥想当年,在公寓的六楼,便是当年胡兰成求见张爱玲的地方。因为敲门不应,胡从门缝下塞进了一张纸条,一场孽缘就此蔓延开来。他们也曾有过短暂的在一起的美妙时光,彼时,张爱玲在门外看着胡兰成坐在屋里的情景,“他一人坐在沙发上,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,外面风雨琳琅,漫山遍野都是今天”。一瞬间定格为久远的永恒,那是因为爱,得到了爱。而他却无意与她终身厮守,哪怕她千里迢迢地去浙江寻他,为他穿上他最喜欢的红绣花鞋。1946年11月,胡兰成悄悄回上海张爱玲寓所,住了一个晚上,第二天清晨便去和张爱玲告别。在胡兰成离去之后,张爱玲坐拥旧公寓里的老时光而不能自拔,正像她曾说过的,“在这里,我将只是萎谢了”。尘埃里开出的花朵在倾刻间凋零,同样地,也是因为爱,失去了爱。
用今人的眼光来看,张爱玲也算是有福之人了。虽然晚景落魄凄凉,在洛杉矶的寓所里与世隔绝地死去,但是她拥有那么多的忠实“张迷”,有那么多人来研究她的文字艺术,更何况还有为数不少的所谓“张派”传人,比如大陆的王安忆、须兰,台湾的朱天文、蒋晓云,香港的黄碧云、钟晓阳等,甚至还有“男版”——李君维。这些也许是活着的张爱玲从不曾预期过的,而她终究是寂寞清冷的,骨子里认定“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苍凉的手势”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,上面爬满了虱子”,甚至透彻地断言“人都是脏的,沾着人就沾着脏”。她晚年在美国离群索居、闭门谢客,坐拥宫廷般的神秘和古墓般的凄凉。
她永远地漂摇在海的那边,只能通过她的文字根系上海,而作为读者的我们,也只能通过文字怀想昔日常德公寓里的衣香鬓影——一朵孤寂的海上花。

看电影《巴尔扎克和小裁缝》,让我心潮起伏的不是两个知青跟山里妹子的爱情故事,而是巴尔扎克这个名字,他的书,以及他的书的译者。始终忘不了那样一个镜头:名叫小裁缝的山乡女孩怀了孕,马剑铃去找医生为她秘密做堕胎手术,马送给医生的居然是一件羊皮坎肩——上面密密麻麻地抄满了巴尔扎克的句子。那是一个疯狂得让人不忍回想的时代,读外国名著相当于通敌叛国,身为知识分子的医生当然是识货的,看了几行,就喃喃自语道:“果真是他翻译的,一看就知道,只有他能翻译得这么好”。后来又无不感伤怜惜地说:“可惜他现在正在监狱里受着批判”。影片中医生口中的“他”,就是傅雷,而今年,正好是他诞辰一百周年。
傅雷,怀着无比的崇敬和敬仰敲下这个名字,在他身上,可以瞥见艺术门类——文字、音乐、美术等的相互融会贯通,直至水乳交融、交相辉映。他毕生致力于译介西欧文学名著,以启迪民智、拓展读者精神视野为己任,数十年来,翻译过三十多部经典作品,在这洋洋五百余万言的译作之中,尤以巴尔扎克及罗曼·罗兰的小说,最为脍炙人口、影响深远。他写的谈音乐、美术、书法的文字,比如《与傅聪谈音乐》《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》等等,展现出一个艺术鉴赏家的独到的眼光,连同他广博的学识、深厚的体验以及有此产生的精湛的见解,如澄澈的水晶般展现在我们面前。而在他最知名的《傅雷家书》中,他又还原一个严格而又不失慈爱的父亲的本来面目,封封家书演绎出模范家庭教育的大家风范,很多句子甚至可以成为至理名言。甚至,今日红透半边天的女作家张爱玲,傅雷当年一眼就发现了她文字的惊为天人,当时化名为“迅雨”的他,在《万象》上发表了那篇《论张爱玲的小说》,评价中肯而见解独到,肯定《金锁记》是“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”。
外国文学名著在中国的早期翻译,因为某些译者的孜孜以求、咳珠唾玉,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,以至都贴上了标签,比如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,草婴译的托尔斯泰,杨绛译的塞万提斯,当然少不了傅雷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·罗兰。我读傅雷翻译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比较晚,读了几页就觉得傅雷翻译这部小说实在是最佳人选,同样热爱音乐,同样人生道路上罹难重重,同样顶天立地、不屈不挠,非他莫属、舍他其谁。他翻译这部巨著,等于是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又重温了一遭,无怪乎他后来把自己的儿子傅聪称为“小克利斯朵夫”。比之翻译理论,傅雷更注重的是翻译实践,他的理论指导似乎不多,一句看似简单的“重神似不重形似”,却是他呕心沥血大半生摸索出来的。他的翻译,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称为再创作,他就是把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重写了一遍,不过用的是你我都懂的中文。在此,文学翻译跟着傅雷先生走进一个全新而曼妙的境界,“豁然开朗,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”:文学翻译升华为翻译文学。翻译文学获得了独立的地位,作为一个文种而具备独立存在的价值了。
然而,到了后来,那场暴风骤雨的浩劫来了,生性刚烈耿直的傅雷没能幸免。跟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,傅雷相信“艺术家与行政工作,总是不两立的”,他们直面和经受政治运动和风波的能力太弱。面对种种非人的待遇和折磨,傅雷不怨、不恨,却怀着满腔怒火,难以宣泄。正如傅聪所说,他心目中的父亲,就像一个寂寞的先知、一头孤独的狮子,愤慨、高傲、遗世独立,绝不与庸俗妥协,绝不向权势低头……正如一头受了伤、淌着血的狮子,不再奔驰于群兽割据、弱肉强食的原野,退而归隐密密的丛林,在荫翳蔽天的清溪旁,让潺潺不息的文学之流,洗涤自己的伤口,从而开辟一个清远高洁的新天地。孤独的狮子归隐林中,然而并非从此孤芳自赏,不问世事。他一样迎朝晖、观夕照,留心四季交替,关怀春去秋来。傅雷与世无争、闭门工作,同时照样关怀时局,照样宾客盈门。傅聪、傅敏两兄弟,在他们的访问录中都提到了当年父亲“秀才不出门,能知天下事”的情况。傅雷时常为人间的疾苦而长吁短叹、茶饭不思,的确秉承了我国读书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高风亮节,视富贵如浮云,视名利为粪土。
最后不能不提的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后留下的遗书,委托其大舅子处理善后事宜,点点滴滴、细微末节,无不考虑周全,甚至留下一笔自身的火葬费,思之令人叹惋。如果造化不弄人,傅雷先生活到今年刚好是期颐之年,然而事实是铁定的,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四十二个年头了。那炽热的雷火灵魂是远逝了,但先生气贯如虹的人格气节,连同他永世流芳的字字珠玑,无疑是值得我们珍惜典藏的宝贵财富。









终于去了深圳,四人死党终于成功会面。
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,深圳人也是年轻的,走在大街上甚至都看不到什么老年人。因为年轻,从而注定它没有历史的沧桑感,因此城市本身也不那么好玩。只记住了深圳的地标建筑——地王大厦,当时它一建成,可是全国第一高楼,可惜如今已经风华不再。旁边的商厦里的GUCCI,据说是东南亚最大的旗舰店。还去了海上世界,昔日的海洋早被填平,一艘永远不会开动的“邮轮”停靠着,除此之外,就跟所有的旅游景点一样,是数不清的购物商店,星巴克也在此扎营。
而我来此地的目的,本来就不是为了游玩,死党们能够在此会合,才是最开心的。尤其是小风同学妙语连珠,逗得我们大笑不止。以下记录小风语录:)
其一:深圳的公交车一向拥挤不堪,车厢内小风跟一吨位级胖妹挤在一起,伊一口咬定小风要揩她的油、吃她的豆腐,于是抛出一句:“你这个男人跟我差不多的年纪,怎么就这么差的素质啊”。小风气急败坏地脱口而出:“你这女人跟我差不多大,怎么身上的肉是我的好几倍呢”。全车厢内一片哗然,打盹的人也都睡意全消,立马变得精神抖擞。
其二:吃饭时小风一直喋喋不休,十一同学说他“聒噪”,小风不解,原来他以为是“锅灶”。抓住这个把柄后,其余的人就借机拿他寻开心了。第二天又在一起吃饭时,讨论奥运赛事,有个解说员用了句“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”,用是用对了,但他白痴地说这是出自鲁迅口中,天,最原始的出处当然是诗经了。小风一定要用自己的手机上网查出处,又问“攻玉”怎么写,十一就说“‘攻玉’啊,就是你住的那种‘公寓’啊”,又是一片爆笑。








每到一个新的城市,最喜欢的不是去踩那些知名得油腻腻的风景名胜,而是去踏访大学校园——如果那所大学有点历史,那就更是锦上添花。据我所知,北京上海有些旅行社就推介过高校游的旅游产品,反响甚好。
中山大学,这座当年赫赫有名的国立综合性大学,其校园风景自有它独特的面貌。因为地处岭南,气候溽热潮湿,植被葳蕤,一走进校园,只觉得林木秀美、荫翳幽凉,好一座青葱翠碧的植物园。很快就看到中大的校训——“博学,审问,慎思,明辨,笃行”,《论语》中的经典句子拿来借用,自然而贴切。还有这座大学创立者的名字——孙文,伟大的国父先生,他连同他创建的大学,遂得以不朽。
一路走过,越往林木幽邃处,古建筑越多,只觉得眼睛不够用。红墙似丹霞、绿草如翠缎,盘根虬枝的古榕如华盖般倾下大片浓荫,时值暑假,只有三三两两的人群稀稀疏疏地走过。地处富庶的南方,校园内似乎也弥漫着丝丝华贵的气质。很有感觉的咖啡厅散落在校园内,中大内的建筑物多以“××堂”命名,而那座叫做“荣光堂”的,就是一个颇具情调的咖啡馆。
走到北门,瞥见那座牌坊,上写着“国立中山大学”,珠江在一旁兀自轻响,旁边就是一个码头。没有坐船,已经预报有台风来袭,而当时也是大风来袭,风吹风吹,刮得我几乎站立不住。
回到朋友的住处,从十四楼拍了张台风将至的广州,只看得见高楼林立、车流不息,跟其它大城市别无两样。相比之下,越发觉得中大的师生是有福的,至少可以坐拥一座绿意盎然的植物园。







有点空闲,于是把四、五月份在德国拍的照片整理一下,用文字记录下来。
去小城Koethen看一位朋友,顺便一起去Desaau(德绍)。
典型的德国小城,一路走过来,蓝天白云、红墙绿树,简单而美好。走过不知名的教堂,也不想去深究它的来历,只是把这些尖顶的建筑群收入镜头就好。


正是周日,按照德国的规定,所有的商店都不开门,人们都出门享受着属于自己的乐趣,要么骑着单车疾驰而过,要么带了孩子出门散步,走累了,就找家咖啡屋,在露天的座位上小憩一时。这个市中心广场上的雕塑很有特色,大大小小的钢球撒落在地,有点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感觉。

看到街边的民居,干净整齐,窗玻璃上也不忘绘上图案,装饰过路人的眼帘。中国人的装饰多半是给自己看的,而德国人似乎更多地是为了愉悦旁人的眼目。

早就知道德绍有着知名的包豪斯博物馆,一路打听,还是走了点弯路,不过居然误撞到了德国的环境部。建筑体本身没有什么特色,倒是那些五色缤纷的玻璃窗很能吸引人的眼球,赤赭的是火山、蔚蓝的是海洋、银白的是河流、澄黄的是沙漠,人类居住的环境不正是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综合体。

终于找到了包豪斯博物馆,隐藏在火车站的背后,还要往前再走一段。“包豪斯”来源于德语Bauhaus,我是建筑学的门外汉,我懂的只是德语。Bau是建造,Haus是房屋,“包豪斯”一词的本意原本就是“建房子”,再简单不过。对包豪斯的印象都是从书上得来的,大抵是这样的吧:至今都不会过时的风格、简洁明快的线条、清晰明确的逻辑、实用主义的功能、经济效益的讲求、与艺术关联不大或者融艺术于实际功效……当然,远远不止这些。它萌芽于德国希特勒登台而乌云压城的1919年,在1933年遭遇学校被纳粹关闭的厄运,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它在设计史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。隐藏在这印象之下的,是一个学校在风波中的沉浮与坚持,是一次不屈不挠而充满智慧的探索。从借鉴表现主义到更多地吸收风格派的影响,从踌躇满志到四面楚歌,从扎根魏玛到转战德绍,一段敢于挑战、冲破当时艺术风格藩篱的奋斗史鲜活灵动地呈现。作为现代主义四大师之一的格罗皮乌斯(WALTER GROPIUS),为包豪斯倾注了无数的心血,这注定让它即便经受重重磨难,也要成功地影响世界艺术的发展历程。时至今日,无论是在建筑学、美术学还是工业设计,包豪斯都占有主导地位。

(注:最后一段有关包豪斯的介绍参考豆瓣书评,作者“永远的微笑”,致谢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