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高气傲如张爱玲，也有仰慕的人物吧，他就是胡适。她对这位“五四”英雄人物的仰慕，是崇拜加上倾慕。《张看》里面有一篇《忆胡适之》，详细记录了他们相识相知的过程。彼时是1954年，张爱玲在乱世香港，她把新写的《秧歌》寄了一册给胡适，胡在1955年1月25日回信，对《秧歌》称许有加，说“仔细读了两遍”。张对这封信“一直郑重收藏”，并且让朋友抄存了一份。信大概是翻来覆去地一读再读，以至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了然于心，她发现胡适在一处给书名加了引号，另一处仍沿用民初惯用的波浪曲线，这在她看来“都是‘五四’那时代的痕迹，‘不胜低回’”。

      后来，他们终于见面了。每次见面，张爱玲面对自己景仰的人物，“也不知如何逗他开心”，只是“如对神明”。才气逼人凌厉、笔下云蒸霞蔚的她，在胡适面前却顿显木讷，不善辞令。他俩的最后一次见面，是在美国的赫德森河畔，这一段记录一反张爱玲苍凉泠冷的笔调，显得无比坦然与热切，直至今日，读来仍让人有身临其境、犹在耳目之感，真正是“不胜低回”，值得大段抄录。

      我送到大门外，在台阶上站着说话。天冷，风大，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。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，河上有雾，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，看怔住了。他围巾裹得严严的，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，厚实的肩背，头脸相当大，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。我忽然一阵凛然，想着：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。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“粘土脚”，否则就站不住，不可信。我出来没穿大衣，里面暖气太热，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，倒也一点都不冷，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。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，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，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，吹得眼睛都睁不开。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。

      再后来，十几年已经过去，张爱玲想翻译《海上花》，想到胡适会高兴推介的，“这才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。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，眼泪也流不出来。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，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，因为那种仓皇与恐怖太大了，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”。多年以后，斯人已逝，张爱玲怀想追忆时的心态，大概可以说是“只是当时已惘然”吧，于是她收起惯有的冷眼，“在十万八千里的悲风里”，放任自己流一次热泪。这二人之间复杂而又深邃的情愫，似乎很难形容，若即若离的，比情人的柔情要浅，比师生的情分要深，比单纯的偶像崇拜来得厚重，比恬淡的知己之交来得浓酽，总之不是亲眷胜似亲眷。

      据唐德刚《胡适杂忆》前序称，这二人在通信期间一直心心相印，“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”，几乎无所不谈；反倒是见了面后，关系反倒疏远，实在微妙得很。然而，这种疏远也不是心灵上有了隔亥或壁障，并不是真正的疏远，而是相思“难与君说”，是“相见亦无事，不来常思君”，是“我痴君也痴, 悦君君不知”。胡适之于张爱玲，就好比曹子建笔下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”的洛神，或是那个写了绮丽《画梦录》的何其芳笔下的“年轻的预言的神”，有那么一点点可望而不可及，却又镌刻上无尽的遐思和向往。这种向往，是对胡适这个公众人物本人，更是对他身后承载的整个时代的沉甸甸的重量。于是，在他走后，她可以一直沉迷于怀想追忆中，甚至，用尽整个后半生。

      相见不如怀念，就是这样了吧，一代才子才女之间的复杂情愫再次证明，这是一个看似浅显实则深邃的命题。